去往中转站的路上。图/周航
摘要：白天上班，深夜在快递中转站兼职开叉车，这是一个31岁男子的北京生活，确诊新冠后，他的轨迹得到披露，令很多人感慨生活不易。
很多人不知道，正是庞大的兼职者撑起了快递中转站的运作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为一份可观的收入，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。
《极昼》作者报名加入了这个队伍。和其他流水线一样，浪潮般的快递面前，每个人像个齿轮一样转动，头上还有一个声音永远催促着这些机械的运作：加速！加速！
文|周航
编辑|王珊
旷野之地
“上班的，快过来！”
随着远处一声呼喊，地铁口稀稀拉拉的打工者朝马路进发。目标是一辆白色面包车，再晚就没地儿了。一个中年女子跑了起来，手里装水杯的塑料袋像在空中不停磕头，其他人也跟着跑起来。
这里临近首都机场，没有高楼，只有光秃秃的树干迎接冬日稀薄的阳光。第一次来，见到如此荒芜，阿龙差点掉头回去。阿龙20岁，脸上青春痘还没褪干净，要是没有疫情，正在一所高校食堂做帮厨，学校提前放假，他搬进网吧，在招聘网上挑了这份快递中转站的夜间兼职挣钱。
北方的冬天，整日吹着凌厉的西北风，每个人都包裹严实，棉衣、棉帽、手套，只露出眼睛。这群人中，阿龙格外醒目，他穿件白色长款羽绒服，前一天分拣快递袖子脏成黑色。衣服85块钱网购的，似乎不算暖和，他一边擤鼻涕一边抱怨这鬼地方，“连瓶水都没地方买。”
刘主管站在面包车旁，穿身黑色，夹个公文包，看起来30岁左右。打工者将他紧紧围住，争着唯一的笔，在本上签到。一个年轻人忘带身份证，遭到他的呵斥，没身份证给我回去。有人登记姓名超了线条，也挨了批评，“你他妈好好给我写！”
我和阿龙坐上面包车时，正好只剩最后两个座位。一头黄色卷发的东北大姐又来了，她连着干了十多天，很多人认出了她，跟她打招呼。东北大姐刚到北京没多久，住在西南边的丰台，来回四个多钟头，有时醒来先去做擦玻璃一类的兼职，再来分拣快递。
“晚上能熬，习惯了。”卷发大姐说，自己以前摆烧烤摊，睡两三个小时也够了。
“我不行，昨天来一天，我老公都说我疯了。”来自天津蓟县的燕姐带点娇嗔的语气说。她还是连着来了。主要工钱涨了，昨天210元一晚，今天230，“不来就亏了”。
等人的间隙，人们在车上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。大多是陌生面孔，但燕姐总能找到聊天对象。阿龙的婚姻引起她的兴趣，他和对象都不到结婚年纪，但在河北邯郸老家办了婚礼，彩礼出了20万。燕姐说，那还不算贵。燕姐也有个儿子，22岁，在北京打工，还没成家，这可是她现在最大的心事。
在车上，人们讨论最多的是怎么熬过夜晚。这是数十年来最冷的冬天，1月7日清晨，北京气温零下近20摄氏度，创54年来最低纪录。来自甘肃的霞姐那几天开始这份兼职。那可真是冷，她说，脚冻麻了，站都站不住。清晨下班，保温杯泼水，溅到杯子的水珠瞬间结成冰渍，摸上去滑溜溜的。一个年轻姑娘的形容更夸张，打一杯热水，放一会儿，再喝第二口结冰了。
臃肿的棉服逐渐塞满车厢，来晚的还有板凳，更晚的只能弯腰屈身站着。傍晚5点，人到齐了，这辆10座面包车载着十多个打工者，驶向两公里外顺丰某快递中转站。
我们即将抵达的园区，前段时间有两位晚班兼职人员确诊新冠。但大多数人没听说这个情况，有所听闻的也不特别在意。霞姐说，看着别人都在挣钱，自己闲着就特别着急。
车上放着粤语歌，Beyond的光辉岁月，窗外太阳恰好落山，霞光汇聚天边。不再有人说话，一些人闭上眼睛休憩，仿佛一场大战即将到来，战士们正在享受最后的宁静。
路途里，打工者在商店购买食物和水。他们报名的是另一个家中转站晚上8点的班。图/周航
流水线
我是在一个本地兼职群里找到这份工作的。多个中介发了招工信息，关于它的介绍都是：“纯小件分拣，活轻松。”要求简单，“男女不限，18岁到55岁。”
兼职群里有形形色色的活。某项目招收保安，要求身高183cm以上，35岁以下。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特勤岗，更要求必须为退伍兵，30岁以下。还有一份招聘只说要29周岁以下成年女生，补贴一万五到八万，“身体无传染，身高1.5米以上即可”。另一些活听起来轻便，给指定短视频双击点赞，一个赞一块，但有人说进群得先交会员费。
相比之下，快递分拣工算是不错的选择。要求低，报酬高，当天就能见到现钱。
我们的领队四十多岁，娃娃脸，面色黝黑，大家叫他老黑。老黑也不是顺丰员工，和我们同属一家人力公司。老黑的一大工作是点名，他不认识像“振”这样笔画多点的字，但不影响他作为管理者的气势，“黄什么，这个字怎么读”，好像名字复杂是对方的不对。
他带领我们走进二号仓，车间七八米高，与室外一样冷，四周和中间都围满传送带。二层一个大平台，同样铺着传送带。
下午6点10分，距开工还有20分钟，队伍集结，老黑训话，让大家认真干活，这样第二天才能“把230块揣进兜里”。昨天一个大姐被管理看到只用一只手干活，老黑专门批评，“还有一只手不用干脆砍掉算了。”
今夜大概有上百人将投入战斗。举目所望，都是雇佣军，只是马甲颜色不同，代表不同人力公司。
很多人不知道，在快递中转站，外包工人要远多于正式工。根据公开财报，顺丰支付给外包公司的劳务费占比连年上涨，2019年达到员工薪酬的五倍。分析师说，此举能大幅节省人力成本。
所有人就位，我们这队的岗位是分拣线。一台机器罩着红色格子铁网，快速吐出传送带，像蛇吐出信子，一格接着一格。两侧锋利钢板围成的工位，不足一平米。一麻袋一麻袋的快件倾泻而下，要做的就是找到条形码，正面朝上，不断放入格子中央。
一些快递从外包装就能得知内容。泡泡玛特的盲盒，学而思的一套教材，亦或唯品会的衣服，网红零食店的食物。看起来和打工者们生活都相距甚远，但老员工就是一眼能知道，哪些能放进传送带，哪些属于易碎或生鲜而不能。
在这个小件分拣厂，最多的一类快递是信件，放起来轻松，但如果手套不合适，容易同时拿起两封。老黑巡岗时，几个新人手套都不合格，我们便只能摘下手套，在冬日里徒手分拣。
很少有喘息的机会。流水线设计得很精巧，只要一批货物拣完，“滑梯”便会继续转动，运来新的货物。每当此时，包裹如山体崩塌般涌来，必须用两只手兜着，才不至于掉到地上。
新来者很快就能适应节奏。两三秒完成一次投放，一分钟20个，一小时上千个。只是时间总是过得很慢。“就是熬。”很多人评价这份工作说。一直熬，熬到天亮，就可以挣到那份工钱。
我的工友大多处于生活的空档期。一个大四姑娘趁着年前来打工，之前她在电子厂，计件工资，总抢不过老员工，“除了吵架什么都没学会”。家装公司的推销员因为学不来设计，被淘汰了，来这里暂时落脚。当然也少不了周边省份农民趁冬歇来北京谋生。在这里，你甚至能找到自称是帮别人炒股的操盘手，趁着周末来兼职，还有基金公司的前销售员，被朋友“忽悠”过来了，权当体验生活。
很多人也是因为疫情失去了生计。小个子的霞姐在五星级酒店做保洁，客房生意不好，在顺义做面点师的黄姐，因为疫情店铺关了门，她们都住在远郊的农民自建房，想着年前再挣最后一笔钱。
为生活所迫的中年人算是雇佣军里的主力部队。这是兼职群的中介告诉我的，这些人通常干着保安、保洁一类的工作，空下来会兼职挣钱，也一直能做下去。只有一个白领从她这报名了这份临时工作，是一个国企银行的销售冠军，可能是因为担保出了问题，每个月要还2万块，只能趁夜间再赚点钱。
如果没有意外，在接下去的12个小时，所有人都会站立在这个转身都困难的小格子，重复一个动作。但意外也会随时到来。
这一晚，二楼平台的“翻袋”成了急需支援的岗位。我被老黑叫去了那里，每个倒货口旁，都已经堆积了几个人高的空麻袋。我的工作是将它们翻过来，寻找遗漏的快件。大概两个小时里，我翻了大概一百多个袋子，全部的收获是找到一封信件和一个小快递盒。
双十一，青岛，快递分拣开启“连轴转”模式。 图/CFP
齿轮
干活的时候，燕姐什么都不想。这是她最喜欢这份工作的地方，“不用动脑”。
燕姐做过一些兼职，最轻松的是在口罩厂贴标签，坐着，有空刷手机，但那是去年上半年的事，口罩生意早不行了。她还去超市做过包装，同样是站着，没分拣快递省心。
燕姐一双大眼睛，看起来30岁出头，笑起来神采奕奕，她也爱笑。这让人一点看不出她命途的坎坷。孩子六岁那年，第一任丈夫出车祸去世，第二任丈夫也是跑车的，出轨，拿走十多万积蓄。她去东北开了一家饺子店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在北京做保安，投奔而来。
丈夫工资不高，也就三千多，但燕姐知足了，起码每次钱都交她手里，能过日子。她46岁了，懂得如何从微小的幸福中感到知足，哪怕现在的丈夫对儿子“就那么回事”。
在北京，燕姐一直做月嫂，连着两年都在东家过年。一年下来，和儿子见面不超过24小时。今年说什么她都要给自己放个假，回不了老家，就一起在北京过个年。这段时间，她没接月嫂单，就寻思兼职挣点钱。儿子的彩礼钱十多万，她已经攒到了，可结婚得买楼，首付还要好几十万呢。
不过燕姐现在也不去想这些了。在她们农村，女孩子们都进城打工，早不兴相亲了，都是孩子自己谈。年底到处是用钱的地方，前几天她还给孩子大娘打了三千块，医疗保险，还有自来水管道的统一改造什么，都是孩子大娘垫付。来快递厂兼职的事她也没告诉儿子，儿子肯定不让她来，老公也不让，但管不着她。
比较起来，分拣快递收入已经算高了。但说轻松，也没人真觉得如此。干到后半夜，燕姐的口罩已经湿得透明，紧紧贴在嘴上，大眼睛也黯淡下来。
在中转站，没有活是真正轻松的。王小五曾被派去过卸货，一晚上下来，十个指甲都是淤血，至今没有消退。这个中年男人总穿件迷彩服上班，已经在这里兼职一个月，是我认识干得最久的临时工，他的名字来自于自己在家里排行老五。另一个做过小件卸货的大学生则说，干了一天，十天没缓过来。
卸完货，再经历人工分拣，快递再次进入传送带，之后有机器识别，按照投递区域，扫入麻袋。装袋需要人工用塑料扣条封装，燕姐做过这个岗位，那也是应接不暇的活，一袋没有打包完，新一袋就要满了，只能赶紧扣住阀门，挡住源源不断掉落的快递。
打包之后，又会有人用推车将包裹送到新的流水线。王小五说，这些快递还要再经过一次分拣，根据运输方式和目的地进一步细分，再倒入新的流水线。中转站里，没有一个部门是完全独立的，只有当所有的齿轮相互咬合，成山的包裹才能一夜间完成周密中转。
在这个车间的背面，我看到了中转站的最后一步，装货。一辆辆卡车等在流水线旁，打工者取下快递，整齐地码入车内。他们也穿着外包公司的马甲。事实上，即使是车间外穿着防护服来回消杀的人，也和我们一样临时聘请，按天结算。
在翻了两个小时袋，又回到分拣线做了两三个小时后，大概凌晨3点，老黑又将我带到了新岗位，码货。在中转站，时间也是分类标准，一些快件要求在早上6点半（我们下班时间）前发出，另一些则不用那么紧急，我需要整理的就是后者。
我提出自己报名的是分拣，而不是这个体力活，老黑没有训斥，而是像江湖大哥指点小弟一样，“人家女人都能卸货”，“要不是为了钱，谁愿意大半夜来这里呢？”他还说，自己的工资其实低于我们这些临时工，只有两百一天，干一天算一天。他一个月才休息两天，晚上总不停冲泡奶茶来缓解睡意。
都是为了这份工钱，运货过来的两个临时工也承受着超出身体能力的活。一个瘦小的山西男子，因为出汗眼镜低到鼻尖。他在北京郊区开了个金鱼店，冬天生意不行，来这里为自己还在读初中的小儿子攒买房钱。另一个年轻人左脚刚被推车碾过，起了个大水泡，一瘸一拐。他是来北京玩的，钱花光了，在这里赚点钱过年回去好买些年货。
做了一夜活后，我的右手多处皲裂。
加速！加速！
从高处看，整个中转站仓库本身就是台精密的仪器，所有人都是仪器的一环。这台仪器明面上的最高权力就是那个喇叭。一个手持喇叭，握着喇叭的人是穿着顺丰员工的灰色制服，背后两个字代表他的身份：管理。
当仓库的运转失去平衡，喇叭会指挥生产线上的人调整岗位。更多时候，喇叭负责催促打工者：“加速！加速！”
越到后半夜，喇叭越兴奋，不停指挥工人加快速度，“倒！倒！倒！倒！给我倒！”“翻袋的快点，快点，太慢了，标准是一分钟三个！”“9号线，加速，加速！”
喇叭时不时还会使出最后威胁，“只要有一个袋没翻，不管几点，被我看到就给我走人！”一个老员工说，前一天就有人没翻好袋，半夜被赶回了家，没拿到工钱。
这一天，站在我身后的阿龙成了重点关照对象。前一天早上下班他在地铁上睡着了，路上折腾了四个小时，一天没睡又过来，上半夜就开始打瞌睡。每当此时，喇叭就会提醒“x号线，怎么有人睡着了！”
唯一被允许的休息时间是11点左右的晚餐，一人一份盒饭。这还是临近年关，又因为疫情人力紧张，给出的福利。
人们轮流吃饭，有时候没有吃完，喇叭就会催促上岗。后来午夜用餐改成了稀饭和馒头，盒饭则换到了第二天早上下班以后发放，有人边走边站在路边吃。
越到结束，喇叭越会鼓舞人心。还剩两个多小时，喇叭说，还有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，“加速，加速，坚持住，我们就打赢今晚的战斗了。”还剩一个多小时，喇叭说，“加速，加速，只剩半个小时了。”又半个小时过去，喇叭说，“加速，加速，最后一辆车了，干完就结束了。”
霞姐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快了，但喇叭一直提到自己的生产线，每次她都心跳加速，手忙脚乱。
霞姐是我认识的打工者里最愿意吃苦的人，她连续来这里工作十多天，一天不休息，每天睡四个小时。她只有36岁，却有一双皱巴巴的手。她和燕姐是朋友，在这里认识的，都住在西南京郊的农民房里。说是朋友，却也没什么时间了解彼此。
十年前霞姐逃离甘肃老家来到北京，只有一个想法，挣钱。她实在没法忍受婆婆，怀孕时连个鸡蛋都没得吃，挺着大肚子被赶去地里收麦子，甚至在药店花5块钱都被训斥一顿。现在反而是她每个月寄回去两千块，养着婆婆和两个孩子。她的老公念过大专，在北京找了份坐办公室的工作，每个月拿到手3000多，从不负责家里开销。
霞姐不会干别的，之前一直做保洁，一个人上两个人的班次。后来进了酒店，从三星级到四星级再到五星级，收拾客房一间十块，她一天最多能收拾四十多间，做到脸色蜡黄，抬不起胳膊，吃不下饭。
在酒店，她接受的培训是要待人礼貌，说话、走路都不能大声。在这里，她觉得实在“没有一点人情味。”
但王小五和燕姐觉得，那是因为霞姐没见过更严格的管理。他们都去过通州的中转站，那里的货物更多，管理也更严苛，“人家又不是养大爷的地方”。王小五老婆以前在台湾鞋厂上过班，那管理才叫厉害，“不骂你，说的很温柔，但是温柔地‘杀死你’，一分钟不干活，直接就叫你走，没有第二次机会。”
在中转站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压力。王小五看到不少人直接走人，大多都是年轻人。很多人干一天也不再来了，只有那些有生活压力的中年人才会坚持来上班，拿他来说，在安徽老家就有三个孩子要养活。
即使是老员工，也有忍受不了的时候。兼职的当晚，我就目睹了一起争执。半夜两三点，当头顶上的管理猛烈地挥手指挥时，身后一个干了三年的老员工朝着上头喊了三声，“你叫唤啥”。
管理听见了，随即回呛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老员工不说话了。“你算老几，不干给我滚！“管理叫来了老黑，要求他带他离开。老黑试图求情，用轻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朝头顶解释，“我就这么两个老人”，但很快接受了事实。老员工走后，管理还是不解气，打了一个电话，“xxx（人力公司名）的，今天给我少算一个，他骂我。”
更聪明的人则会学会如何忍受，或者干脆忽略喇叭。甚至像王小五一样，享受分拣快递的快乐，越快越好，飞速地往传送带上放货，让他进入到一种忘我的境界，忘记冷，也忘记时间。
只要等到六点半，一切都会结束。老黑准时集结了队伍，带领我们离开中转站。出仓库的时候，好几个同行者一瘸一拐，可能是冻的，也可能是酸的。
清晨，货车驶入中转站。图/周航
燕姐的两只脚也支撑不住了。但她晚上还打算来，“过一天就好了。”虽然在餐馆里燕姐会神气地指示服务员，但在工厂里她一直是听话的，凭着这份听话以及维护中介关系的能力，她总能拿到最高等的收入，一般比其他人多十块，上午就能到账。
霞姐也会继续来，只有每天干活，挣到钱，她才觉得踏实。霞姐喜欢唱歌，靠一首青藏高原，在酒店年会拿过三等奖，在出租屋她也时不时边跳边唱。但前段时间，她回了趟甘肃老家，给两个孩子办转学，在县城租了房子，三四个月花了两万多，都是她自己攒下的。这次回北京，她觉得挣钱压力更大了，再也没心思唱歌，“感觉好像自己老了，唱不起来了。”
走出大门的时候，天还没亮，人群争着往一辆去往地铁站的中巴车里塞，直到车门都站满了人。身边又是一群陌生面孔，没有人说话，都静静等待汽车的发动。冬日的太阳迟迟没有升起，除了不断驶入中转站的货车声，公路上再没有其他动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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